斯钦布和

绥远城筑城工程的参与者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以前的满、汉文文献中均未见提及，仅在《敕建绥远城碑》碑文中略有表述。近年来，笔者从清代绥远城将军有关筑城事宜的满文奏折内发现两件奏折谈及此事。文中所提及的绥远城筑城人员多为地方官吏，这些人应属绥远城筑城工程的具体操作者。他们一方面进行规划和设计创作，另一方面又不脱离施工实践工作，既负指挥之责，有时还指挥工人，挥斧舞锯，动手实干。本文综合《敕建绥远城碑》碑文和绥远城将军上呈乾隆皇帝的两件满文奏折，对绥远城的筑城的具体官员做一探析。不妥之处，望有识之士予以指正。

        绥远城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这是因为清廷政治及军事统治的需要而建。在中国庞大的土木工程体系中，绥远城隶属于城池筑城体系，这种官式建筑工程的实施必须要遵从法制，要和建筑物的等级地位相符，并且还要兼顾国家政治、军事形势和经济能力。所以在开展兴建绥远城的工程时，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勘察设计、施工预算、工程监管、物料采购等环节，可谓是缺一不可，甚至还要为此项工程配备专门的风水大师。只有各个工种与部门的精诚协作，才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虽然今天的绥远城仅剩下不足700米的断壁残垣和保存尚好的将军衙署，但是这种残留带给我们的思考空间却是无限的。

        《归绥县志·金石志》中保存了《敕建绥远城碑》碑文，描述了绥远城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城池的规模，并对筑城的官员给予了褒扬。其中记载到：“……遂饬兵部尚书管归化城都统事务臣通智议建城驻兵，张控制之势……”、“……副都统臣詹岱，户部员外郎臣洪文澜，钦天监监副臣李廷耀，都统臣丹津，涉献在原，相度既深，询谋佥同，乃请于朝。奉旨令王常以右卫建威将军移驻兹土，□臣王山，升任古北提督臣詹岱□□□……”。此碑文为通智所撰。碑文中所提到的詹岱、洪文澜、李廷耀、丹津、王常、王山等人，都是与绥远城的兴建工程有关的人员。其中，通智为满洲正黄旗人，马佳氏。康熙年间历任理藩院笔贴氏和理藩院主事，雍正五年（1727年）任盛京工部侍郎，后任兵部左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左副都统，雍正十三年（1735年）官至兵部尚书。他具有在甘肃、宁夏等地修筑城池长达八年的丰富经历，因此对于修筑绥远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并于乾隆元年（1736年）被委以“总管办理归化城新城事务”的重任，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工程事务管理方面具备信得过的经验与能力。

        而户部员外郎洪文澜、钦天监监副李廷耀，都是雍正、乾隆年间著名的风水大师。《曲阜林庙展谒记》中有雍正八年（1730年）李廷耀赴山东孔庙相度孔林享堂的记载，其人还著有重要堪舆学著作《钦定协记辨方书》（36卷）流传于世；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有旨命他相视“万年吉地”；《清实录》中还有乾隆皇帝于三年十月初四日与相度官洪文澜、管志宁、李廷耀等人前往房山县、涞水县、易州等处相度的记载。这些足见洪文澜、李廷耀在清廷中的威望，这也正是此二人在绥远城筑城事宜中得以重用的最主要原因。

        碑文所提的“管理工程事务内务府郎中臣”王山，他在雍正末年为内务府郎中，曾协办过太平峪及泰陵工程，是詹岱之后又一位参与归化城之新城修建的具体负责官员。修城第二年，即乾隆三年九月初六日，王山上奏云：“臣今年三月到达绥远城，……现在新城已完成八分，但九月天气转寒，不能再建，暂行停工。”①王山一直兢兢业业地负责绥远城的具体修筑事宜，新城竣工后，乾隆四年（1739年）六月二十二日绥远城将军王常曾有奏“郎中王山等于城工甚为勤奋效力折”②请求清廷对他予以奖赏。

        而王常在建城之初，以建威将军的身份移驻绥远城，更因“总理绥远城工程事务”有功，被任命为第一任绥远城将军，并且绥远城城名以及四座城门名称的来历，均与他有着直接的联系。王常任绥远城将军期间，在城内设立驼马市，在城外设置牧马场，开垦军田，为日后八旗官兵的长久驻防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敕建绥远城碑》碑文得以流传下来，为绥远城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更可喜的是笔者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发现了反映绥远城筑城官员的两件奏折，可进一步充实对绥远城城工的研究。第一件奏折是“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办理归化城事务兵部尚书通智奏请选派谙熟工程之员赴归化城办理工程事务折”。绥远城是在清朝与准噶尔汗国双方议和的背景下修建的。建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镇守漠南蒙古中西部地区，并在日后寻机进击准噶尔蒙古部。另一方面，清廷决定裁撤右卫将军，北移驻防归化城之新城，更加显示出绥远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鉴于此，清廷在修筑绥远城时，必须考虑到战略布局合理、坚固性强和易守难攻等特点。所以，清廷在选取筑城的工匠时也颇为慎重。

        奏折又载：“似此大工程，皆靠寻觅熟练而有经历之人使用”③这里指的大工程就是修建归化城之新城，即绥远城。而在归化城附近聚居的工匠们完全没有大工程的经验，通智在奏折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今归化城地方所聚之人虽众，然现有数名工匠，仅系修建商铺楼阁之工匠，并未经历大工程，且全然不知筑城砌墙。”④因此，通智建议必须有经历过类似修建绥远城这样的大工程的工匠，而且每项工种要有数名工匠并加以调教才可以使用。

        通智首先提到了三位人士，作为筑城工匠的候选人员。他在奏折里夸耀三人曰：“湖广长沙地方都司之胡正元、有功绩，操守好，善风水，明丈尺，勤于工；原任知县现升补工部主事之闵廷曲，人谨慎，明工程，且廉洁；又，原候补千总现升补山西奉川卫守备之沈鸿均，人可靠体面，经历过大工程，采办物料甚是牢靠。”⑤然而修筑绥远城工程难度极大，程序复杂，以上三人仍不能承担所有事务，通智又建议从山西等地选取工匠，并将这些人在工程处的生活以及工程结束后的安排都向乾隆皇帝进行了奏报。奏折记载：“似此大工程，分八角筑城，其采办物料、监造构件、烧窑采炭、伐木拢草、运送收管等各项物料，须用官员二、三十人。若蒙圣上赏赐卑职所请三员，则再通融兼用本地同知二员、协理事务笔帖式等人，一同奋勉办理。其余诸员，由臣就近咨文山西巡抚，从通判、典史、千总、把总内选取十余名调用。……此等人员，酌计其足敷，每月支给四、五、六两银作为盘费，俟大工告竣时，已无用途，则遣回各该原任。”⑥最后他又想到了使用当地居民，“若又不敷，则由归化城土默特官员等内，拣选会汉语、熟悉地理、并有功绩者，调配使用。”⑦虽然聚居在归化城附近的工匠们没有经历过大工程，但也曾修筑过商铺、楼阁等小型建筑，加之熟悉地理、了解民情，故仍为修建绥远城的主要力量。

        通智呈上奏折之时，正值归化城之新城各项工作在筹备当中，是年六月十四日，乾隆皇帝谕令，让王山等议奏通智的建议。归化城距离京城约1200里地，然而仅仅用了13天的时间，奏折便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朱批，可见当时清廷对修建绥远城是何等重视和迫切，因为这关系到清朝在北部边疆地区政治统治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件奏折是“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通智所请选派谙熟工程之员赴归化城办理工程折”。允禄等奏：“查得，湖广长沙地方与归化城相距甚远，相应派遣胡正元承应城之处毋庸议外，山西省丰川卫守备沈鸿钧、工部主事闵廷曲，均照通智所请，派遣办理工程事务”⑧。又奏云：由归化城同知二员、笔帖式等，协助兼管工程事务；同时给山西巡抚石麟行文，从山西省通判、典史、千总、把总等官员内调用十余人，如果不敷再从归化城官员内选取使用。乾隆皇帝更是一刻也不敢耽搁，是年六月十六日朱批曰：“著照所议。钦此。”⑨

        以上可知，归化城之新城筑城功臣来自几个方面：一是詹岱、洪文澜、李廷耀、通智、丹津、王常、王山等皇帝亲自指派的高级官员；二是由总管办理归化城新城事务的通智所奏选派来的山西省丰川卫守备沈鸿钧、工部主事闵廷曲等官员以及通判、典史、千总、把总等地方官吏；三是归化城同知、笔帖式等官员及工匠。建城过程中他们带来了各地先进的建筑技术和风格，这就促进了内地与塞外地区文化的相互传播和交流，对呼和浩特地区的建筑业的发展影响了深刻的影响。如今，绥远城已基本摧毁，留下的只是几百米残留城墙和保存尚好的将军衙署等极少部分建筑物，然而关于筑城人员的两件奏折的出现，对研究和恢复绥远城及将军衙署等原始工艺，提供了进一步的准确信息。由于史料有限，本文只对筑城的管理者做了简要的阐述。至于亲执斧锯，动手操作的工匠们的更多详细信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